我在北京时候的一天晚上，接到一个电话，是一个外地的读者，说看了我的新书，觉得很退步，我说其实是我进步太多，小说就是生活，我在学校外面过了三年的生活，而你们的变化可能仅仅是从高一变成了高三，偶像从张信哲变成了F4而已，所以根本不在一个欣赏的层次上。我总不能每本书都上学啊几班啊的，我写东西只能考虑到我的兴趣而不能考虑到你们的兴趣。这是一种风格。

然后我终于从一个圈里的人那儿打听到一凡换了个电话，马上照人说的打过去，果然是一凡接的，他惊奇地问：你怎么知道这个电话?

我说：行啊，听说你在三环里面买了个房子?

然后那人说：那你就参加我们车队吧，你们叫我阿超就行了。

第一次去北京是因为《三重门》这本书的一些出版前的事宜，此时觉得北京什么都不好，风沙满天，建筑土气，如果不说这是北京还没准给谁西部大开发掉了。我觉得当时住的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一个宾馆，居然超过十一点钟要关门，幸好北京的景色也留不住我逛到半夜，所以早早躲在里面看电视，看了一个礼拜电视回去了，觉得上海什么都好，至少不会一个饺子比馒头还大。

从我离开学校开始算起，已经有四年的时间，对于爱好体育的人来说，四年就是一个轮回。而中国男足不断传来的失败又失败再失败的消息，让人感觉四年又四年再四年也不断过去。这样想好像也是刹那间的事情。其实做学生是很开心的事情，因为我不做学生以后，有很多学校里从没有学习过的事情要面对，哪怕第一次坐飞机也是一次很大的考验，至少学校没有说过手持学生证或者毕业证等于手持垃圾一样是不能登机的。

服务员说：对不起先生，这是保密内容，这是客人要求的我们也没有办法。